——讀《為權利而斗爭》有感

 從小學的書本中，我認識了寬厚為懷的安東尼奧，吝嗇惡毒的夏洛克，無比崇拜鮑西亞“可以割一磅肉而不能流一滴血”的巧妙辯護。看了《威尼斯商人》的電影，卻讓我心生疑惑：我討厭巧舌如簧的鮑西亞，同情滿布失落的夏洛克。

我要求的一磅肉，

是我花大價錢買的，

如果你們拒絕，我要訴諸法律！

威尼斯的法律沒有效力嗎？

我要求法律，

因為我有證據在握！

夏洛克是怎樣偉岸的人物，才配得上這樣擲地有聲的臺詞。他要求的不只是一磅肉，而是他的權利，是法律本身。我們樸素地仇恨了一個為權利而斗爭的人，這是疑惑與同情的根源。

權利需要斗爭

“正義一手提天平，以衡量法權，一手握干戈，以維護法權。沒有天平的干戈，是法權的赤裸裸的暴力，沒有干戈的天平，是法權的軟弱無能。”

天平在于平衡各方利益，強調社會的秩序；干戈強調實現權利的方式，在于斗爭。很多人認為斗爭是法律所排斥的，權利的實現是自然而然并且和平的。如薩維尼所說，法的形成就如同語言與藝術的形成，是毫無痛苦的，無需奮斗、斗爭，甚至探求。這種觀點忽略了正義之干戈，只看到了雙面的雅努斯頭的一面。

法的產生絕非自然，而在斗爭！形成這樣一種認知，需要一個遞進的過程。最初，我深信立法者并非法的創造者，而只是法的發現者。以貨易貨、野兔奔多人逐之、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都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自然演變的習慣或規則。立法者只是順遂了規律，將其成文以為法。而后，我學到，公權性質的法律，是取得統治地位的階級通過斗爭而取得的利益，而非市民社會自然發展的成果。如，稅收就是建立在暴力機器之上的對私人財產所有權的合法侵犯。如今，我認為即使是民商法這種看似和平的規則其實也是通過斗爭而獲得的。運輸中的貨物的風險由誰承擔，在各個國家的規定不盡相同，本質上都是一個群體對另一群體的壓迫，這種壓迫，沒有斗爭是無法實現的。斗爭的過程中必然少不了一些人損失慘重，一些學者爭論地面紅耳赤。

法的形成必然伴隨著斗爭，我所見的和平，可能只代表了我的時代或者我的階級。

為了權利而斗爭是一種義務

中國的訴訟文化中，“非訟”“厭訴”的思想根深蒂固。不僅在中國，很多國家的文學可能都倡導人們樂于相讓，并把他提升至理想評判的巔峰。法學教育中，我們也秉持著“權利是可以選擇的，義務是必須是履行的”的法學真理。然而，耶林卻說，為權利而斗爭是一種義務，權利不是可以去爭取，而是必須被爭取的。

因為人需要一種道德存在，沒有權利，無法捍衛人的道德存在，人就不能稱之為人。放棄任何權利，都是對權利理念的褻瀆，并因此否定了個人的根本生存條件。財產權是人格權的末梢，侵犯你財產的人，不僅僅侵犯了你的經濟利益，還否認你的人格與法律所保護的權利理念。捍衛財產不再是低俗的斤斤計較，還有更高的理想價值。

為權利而斗爭也是公民對國家的義務，個人為權利而斗爭的義務集合起來就是一種對國家的義務。如果人民的私權習慣于被剝奪，當利益超出了私權的范圍而關乎國家法律或民族法律問題時，這種奴顏婢膝的是非感，自然也會習慣于被剝奪。國家權力維護的每個不公的規定，是對是非感的傷害，是對國力本身的傷害，國家經常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

每個人都應該是守護法律的戰士，放棄行使權利的人，如同戰爭中的逃逸者，它助長了不法的氣焰，增強了敵人的力量。

權利、義務與自由

耶林這份《為權利而斗爭》的演講，言辭犀利，振聾發聵，對主流法學觀念甚至進行了顛覆性的重構。但是，我認為：權利即義務這一論斷有侵犯民眾內心自由之嫌。

耶林的理論基礎在于“財產權是我人格的延伸”。一旦有人借了我的錢不還，我必須提起訴訟，保護我的人格尊嚴。但在現實生活中，訴訟意味著巨大的物力財力心力的投入，有些人更愿意將這些時間投入到其他事業當中。權利人自然有權不計成本起訴，但我們卻不能剝奪民眾在特定時間內從事某種活動的自由。法律強迫我去訴訟，可能在實際上已經侵犯了我本可以在這段時間掙得的其他收入。如果這個收入也連結著我的人格，那么這種強迫不僅侵犯了自由，更侵犯了他自己所標榜的保護人格尊嚴。選擇意味著自由，如果將權利轉化為義務，那么便必然剝奪了選擇的自由。

（產投集團管培生 李靜蕓）